界面新闻记者 | 张钰馨 界面新闻编辑 | 刘海川 2026年上半年，上海市一家养老社区的院长得知，自己被已故老人生前指定继承百万遗产。老人丧偶、没有子女，入住后与他逐渐建立起信任，并选定他担任意定监护人。离世后，有老人亲戚对遗嘱提出异议。目前，该院长已委托律师处理遗嘱争议。 意定监护管的是生前事，但在众多被监护者的考量中，往往与身后安排交织。在实践中，从对制度的认知、监护人的选择，到相关财产的安排，各个环节都可能存在争议难点。 百万遗产与意定监护 直到看到遗嘱，徐海涛才得知，一位85岁的老人将百万财产遗赠给了自己。 他是上海市金山区一家养老社区的院长，这笔遗产来自2023年入住的张阿姨。她已丧偶，没有子女，当年独自联系养老院，由工作人员上门接她入住。 该养老社区有900余名老人，其中孤老老人百余名。徐海涛印象中，张阿姨从另一家养老院转来，对饮食等生活细节要求较高，入住后先后换了十几位护工。 据徐海涛回忆，当时养老院还面临疫情期间护工人手不足的难题，他在张阿姨身边承担起了部分的照护工作。他对院内的孤老多有关注，逐渐获得了张阿姨的信任。后来张阿姨告诉他，自己没有孩子，已把他当成了儿子。 张阿姨入住期间，侄子每年来探望一两次，在她身体不适时也会前来，姐姐则一直与她保持电话联系。在徐海涛看来，张阿姨与亲属的关系总体正常。 入院不久，张阿姨便有了订立遗嘱的想法。她希望自己的钱能用于医疗保障，等到将来“糊涂”了，仍能得到有尊严的照料。一开始，她找到公证处做遗产公证，但难点在于，工作人员要求她的兄弟姐妹、侄辈孙辈共同参与起草相关协议，“她年龄这么大，召集这么多的人是不可能的任务”。 2024年，张阿姨通过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，并与徐海涛签订意定监护协议，选定他担任自己的意定监护人。 依据《民法典》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可以与其近亲属、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，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。 签订意定监护并不能立即启动监护关系。老年人经法院宣告认定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，意定监护才能关系启动。 中华遗嘱库上海黄浦点负责人黄海波向界面新闻表示，在意定监护关系启动前，可以通过委托代理服务协助老人处理具体事务。例如，一位患有眼部黄斑病变的老人，尚未失能，但因视力受限委托他们陪同就医，按单项服务收费。 2026年上半年，张阿姨因突发心脏病离世。徐海涛称，她平日身体尚好，只是行动不便需要坐轮椅。担任意定监护人后，张阿姨就医大多由徐海涛陪同。费用由张阿姨手头的现金支付，不足的部分由养老院先行垫付，“劳动都是义务的”。 陪同就医也是养老院工作人员为其他老人做过的事。徐海涛说，不少老人到了医院会遇到需要家属签字，但又找不到人的情况。为了不耽误诊疗，养老院的陪护者有时会代为签字，“严格意义上我们是越权的”。院内一些老人对身后事的安排也让徐海涛感到为难。他说，有老人写了张“白条”交代身后事，希望由他来处理，他不敢接下托付。 张阿姨离世后，一些亲戚对其将财产遗赠给徐海涛的安排提出异议。目前，相关事宜正由律师沟通处理。其律师告诉界面新闻，该案的难点在于查全并通知相关法定继承人。张阿姨没有第一顺位的继承人，她的兄弟姐妹多为50年代生人，档案都为手写，有的出现了户籍断档的情况。此外，她的部分兄弟姐妹已经去世，还需通知到外甥、外甥女，其中有人可能已在国外。 协议有范本，家事更复杂 上海松江区幸福时光社会发展中心理事舒敏认为，张阿姨的意定监护安排存在一定隐患。养老院提供照护，院长既是意定监护人，又是受遗赠人，容易使张阿姨陷入被动。在她看来，意定监护应当实行“人、财、所”三分离，即监护人、财产安排与养护场所分开，以更好地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。 舒敏所在的社会组织从2023年开始关注孤老、失独等困境群体，目前已取得相关社会监护服务资质。结合经手个案的经验，她更建议当事人办理意定监护协议公证。 一则意定监护咨询的个案中，一位无子女的老人希望由其信任的子侄担任监护人，此前存在被其他子侄哄骗取走存款的情形。舒敏走访时发现，老人的生活井井有条，只是在交谈中显露出记忆力不佳、反应较慢的情况。她和公证处达成共识，建议老人接受了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，结果显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，意定监护的公证中止。在她看来，若勉强推进签约，可能使老人陷入更复杂的家庭纠葛。最后，她建议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子侄或者老人所在的居委会，通过司法程序，由法院从最有利于老人的角度为其指定监护人。 黄海波曾接待过一对持公证遗嘱前来咨询的夫妻，两人约定将各自的全部财产留给对方。交谈中，他得知女方正在接受化疗，便提醒她，这份遗嘱合法有效，若她先离世，财产将全部由丈夫继承。如丈夫再婚，她的女儿对房产、存款等财产的继承权可能存在争议。 舒敏告诉界面新闻，公证处能提供的咨询次数有限，未必能充分了解每个